他胸前挂满勋章，每一枚都有说不尽的故事珠海百岁老红军张斌口述长征故事

本版整理：本报记者 付洪军 本版照片由张斌老人亲属提供

　　 今年10月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。

　　 长征是“宣言书、宣传队、播种机”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百折不饶的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。在这个重温长征历史、缅怀革命先烈、弘扬长征精神、汲取红色力量的特殊时刻，让我们走近在珠海工作生活多年的一位红军老战士——张斌。

　　 他不到16岁参加红军，长征路上，经历过枪林弹雨、艰难险阻、饥寒交迫，用信念和毅力成为创造历史奇迹的一员。今天，他已是近百岁的老人，虽然满头白发，但却精神矍铄。他胸前挂满勋章，每一枚都有说不尽的故事。透过他的讲述，让我们牢记长征那段伟大的历史，不忘初心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

　　 【人物名片】

　　 张斌，男，1918年12月出生，今年98岁。重庆市酉阳县人，1934年3月参加红军（红二方面军红六师），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 参加红军长征，经历渡金沙江、爬雪山、过草地；参加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经历雁门关、河北齐会、陈庄、百团大战、青化砭、保卫延安、盘龙、沙家店、瓦子街、解放华北、西北等几十次战役和战斗。

　　 历任：红二方面军红六师战士、卫生员、护士、护士长、卫生所副所长、卫生队队长、卫生科科长，1952-1957年在第二军医大学学习，1957年调至珠海万山要塞区后勤部工作，1965年任168医院院长，后任要塞区后勤部副部长，1979年9月离休。2005年参加市关工委讲师团，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。

　　 荣立三等功1次，先后被评为模范团员、模范护士、模范党员、生产模范，荣获解放勋章、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、红星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各一枚及解放纪念章6枚等。3次被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评为“先进老干部”，2004、2008年被评为“全国健康老人”，2007年荣获省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称号；2011、2015年荣获珠海市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称号。2012年被认定为2011年度“广东省五星志愿者”。

　　 加入到穷人的军队：流浪儿成为红军战士

　　 我生于1918年，今年已经98岁了。我的老家在四川省酉阳县，现属重庆市，是一个处于川、鄂、黔、湘四省交界的偏僻穷困的山区。我出生的那个年代，正是军阀割据、兵荒马乱、盗匪横行的时候，我家的房子就被烧过二三次。他们不但抢掠财产，还抓人绑票。我11岁那年，被一伙军人掳走，往湖南方向驱赶，中途因为我患严重痢疾，拉肚子拉得全身瘫软，倒在路边，爬不起来。他们见我走不动，以为活不成了，就把我遗弃在草丛里。待他们走后，强烈的求生欲望令我拼尽全身力气边走边爬，终于到了一个村子，在当地群众的救助下活了过来。但是，老家回不去了，只好沿途乞讨流浪。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和艰难，到达了湘西的龙山，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异乡做了放牛娃。

　　 1934年，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湘西龙山。我早就听村里人说，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。“当兵就要当红军，他和百姓心连心。打土豪、分田地，没有人来压迫人……”这支红军歌谣，当年人人会唱。我年纪虽小，但耳闻目睹，深深感到红军的确是穷人的军队。

　　 于是我就决然地同几个放牛伙伴一同加入红军，成为一位年纪最小的红军战士。部队首长见我年纪小，安排我当卫生员。从此，我由一个尝尽人间疾苦的流浪儿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，在红军这个友爱的大家庭里锻炼成长。

　　 第一次战地救护：宁死也不当俘虏！

　　 参军后，正值红二、六军团会师于湖南桑植龙山一带，突破陈诚指挥的20多万军队的“围剿”开始长征。

　　 部队突围后，打垮国民党的58师，进灌县、慈利、芷江、溆浦，跨入贵州。一路上，在贺龙的指挥下，甩开敌人的封锁，打掉围堵的地方武装。战斗很激烈，行军也很艰苦。蒋介石命令顾祝同率兵10余万“追剿”我们。我们在乌蒙山与他们斗智斗勇，利用天险与敌人周旋，搞得敌人晕头转向。这个战役打得很激烈，很残酷，除了战斗中阵亡的战士外，很多战友受疾病折磨（主要是打摆子）而牺牲。

　　 当时红军差不多天天打仗，加上刚开始长征，伤病员很多。我们卫生人员每天除了行军，就是忙于护理伤病员，有时连饭都吃不上，觉也睡不好。

　　 从长征开始，我们红二方面军就是红军的总后卫，走的路程远，碰到的困难也更多些。前面打的很紧，师部的卫生员又病倒了，卫生部临时派我去接替。我一听说要上前线去，心里别说多高兴了，心想这下非杀他几个胡狗子不可。

　　 一天，我爬到土坡顶，见贺炳炎师长、廖汉生政委正站在坡上举着望远镜指挥。再向前看，前卫团的战斗正打得异常激烈，枪炮声震得耳朵发聋，还不时的有几发敌人的炮弹落在小高地上，我的心也不禁扑通扑通地跳，恨不得推上子弹就干起来。正在这时，一批伤员从阵地撤回了指挥所，一见到伤员，打仗的事又忘了，我急忙上前抢救。这时，听到耳边一阵炮弹即将落下的呼啸声，只听廖政委的警卫员朱学榜一声大叫：“小心！”声音未落就被爆炸声掩盖了。气浪掀起的泥土盖了我一身，我抖落身上的泥土站起来，廖政委喊了我一声：“小鬼，你快给小朱包包头。”

　　 我一看，朱学榜头被弹片剖开个大口子，脑浆都流出来了。我赶紧过去用手按住他头部的伤口，和师长警卫员两人把他抬到高地一侧的土坡下，我拿出救生包里的棉花和布带（自做的土绷带），仔细地给他包扎。

　　 这时，山前的战斗更激烈了，虽然我们刚从草地的恶劣环境中挣脱出来，战友们个个是衣衫褴褛，饥肠辘辘，可一看见敌人，一股为牺牲的战友复仇的怒火燃满了胸膛。前卫团的战士们等敌人的炮火一过，就朝冲上来的敌人堆里投去一阵手榴弹，紧接着就冲下山去与胡匪肉搏起来。

　　 因为小朱的伤势很严重，头部的动脉给打破了，血管很久都没完全压住，我没有注意战斗情况的变化。我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带，紧紧捆住敷在他头上的棉花，用手压迫着他的颈动脉。止住血后，我便开始给他缠绷带，忽听到山上喊：“看护班长，快撤！敌人上来了。”

　　 原来这股胡匪很狡猾，他们派出了一部分兵力从正面进攻，牵制住我师的主力，又分兵从我们的后面包抄上来。当时师指挥所跟前没有警卫部队，只有师首长、参谋人员和几个警卫员，还不足20人。敌人上来好几百，师指挥所只好暂时撤离高地。我正忙于给小朱包扎，打算包好再撤，可是，山头已站着不少胡匪兵，他们也很快就发现了我们俩。我除了救护包外啥武器都没有，我背着小朱肯定跑不过敌人。我便横下心：宁死也不当俘虏！便抱起小朱，咕噜咕噜地向山坎下滚去。

　　 我们连续滚下几个高坎就停住了，顾不上身上摔的伤痛，我抱着小朱紧靠崖壁隐蔽起来，匪兵们一看土坎这么高，便向下扔了几颗手榴弹，没再下来了。敌人的手榴弹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爆炸了。我扑在小朱身上，衣服被弹片划开了几个口子，我赶紧查看小朱的伤口，还好，没有再流血了。

　　 不一会。忽听到山顶上枪声大作，并传来了红军的冲锋号声。原来我师主力打垮了正面的敌人，正向进犯我高地的敌人发起冲击，没打多久，胡匪抵挡不住我军的猛攻，狼狈地向山下逃窜了。

　　 我背起小朱向山上爬。师长的警卫员也正好来找我们，师首长看了小朱的伤势，又听我讲了脱险的经过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不简单呀，小鬼！”

　　 翻雪山：风刀子一遍一遍凌迟着我们

　　 玉龙雪山海拔5300多米，看上去像一条白色的龙横在西南，是现在人们旅游的好去处。但在80年前，1936年3月间，我们红二、六军团跟着贺龙长征途经云南时，就被这条“龙”挡在面前。当时有个国民党西康省主席李抱冰为了堵击我军，派了一个营想翻过玉龙雪山，结果冻死了一半人，可见这条“玉龙”的厉害。

　　 我们在过金沙江后第五天，到达了玉龙雪山脚下的中甸。我们那时为了轻装行军，把重装备包括厚衣物全都丢了，而且我们基本都是穿着草鞋。现在马上要过零下十几度雪山，大家是有些措手不及，一下子要解决近上万人的冬衣和鞋子就更难办到。我带的看护班全是“红小鬼”，我不满17岁是“大哥大”，班副是湖北恩师人张春奇15岁，最小的湖南兵解伢子还不到12岁，全班平均年龄不到14岁。而且当年因营养不良大伙儿个子都不高，全班平均1米5左右，体重不足80斤。为了抵御雪山上的严寒风雪，我叫全班每人抓紧准备了一“羊泡子”（羊尿泡）辣椒水，几把炒面，就开始爬山了。

　　 当时是天刚亮，我们来到雪山下，先看到是高大的树林，还有些小松鼠在树梢上窜来窜去。爬到了山腰，就只有低矮的灌木，又凉又湿的山风也开始大了。快到山梁上时，连一点动植物都没有了，到处已是终年的积雪。空气也很稀薄，让人呼吸困难。由于日晒，表面的雪化了后又冻成一层冰壳，走起来特别滑，一不小心就摔跤，而且路两边往往是很深的大雪坑，人一掉下去就给全埋进去连头都看不见，再也爬不出来了。雪的反光，又把人映得头昏目眩。走累了还不能坐，一坐下来就别想再起来了。山上是真冷呀，已接近零下20度，我流的鼻水都在鼻尖上结了冰。蓑衣加单衣根本抵不过刺骨的寒风，风刀子一遍又一遍的凌迟着我们，恶风还裹着冰雹使劲地砸我们。

　　 解伢子身上的羊毛背心被雨雪打湿后已结冻，他等于是裹着件冰袍子。他一边哆嗦一边哭喊：“班长，班长，我不行了”。我赶忙跑到他身边，先灌他一口辣椒水，再把我身上的蓑衣披到他身上后说：“解伢子，坚持住，看，快过山顶了。”

　　 我们正咬紧牙关手拉手往山顶爬时，山顶上传来马的嘶鸣声，是贺老总的大黑马在嘶叫，好像告诉同志们先头部队爬上山顶了，大伙儿加油。大家身上立即充满了劲，解伢子脱开我的手，向着山顶猛跑，我叫都叫不住，真是个孩子。

　　 我不禁山上山下看着，爬山的队伍宛如一条灰褐色的长龙骑在玉龙身上，整个雪山上鼓动的口号此呼彼应。在大家的相互鼓励下，用了近4个时辰，我们班就爬到了山顶。我们也站在“玉龙”头上狠劲喊了一会儿，开始下山了。

　　 其实下山也不容易。人常说上山靠劲，下山要胆，我看还要得法。由于太阳把雪山表面的雪晒化了后又冻成一层冰壳，走起来非常滑，一不小心就摔跤，而且路两边还是很深的冰崖，前面有几个战友就摔下了崖牺牲的。我反复喊着大家手拉紧手，慢慢按前面战友踩出来的脚印往下移走。

　　 这时，就听“啊”的一声喊，我急着四周一看，解伢子不见了，找了半天没找着。我正叹气，就听着山下有人喊：“班长，往我这滑下来。”解伢子摔下雪坡却洽巧找到一条下山的捷路，我们顺着解伢子下滑的轨迹一闭眼，就往下跳滑，唰，十几秒钟就落到山下了。

　　 大队伍下山后列队集合，贺老总满意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。”

　　 过草地：经历长征中最艰难的八个昼夜

　　 爬雪山、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历程。爬雪山也就是一天左右，体力跟得上，咬紧牙挺住寒冷就过去了。可过草地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茫茫草地，一望无际，没有路，更没有人烟，草地里时而狂风急雨，时而雹雪交加，恶劣的天气往往也是致命“杀手”，而且要十天半月才“过”得去。长征中，有很多战友同志，有的参军还没有几天，甚至连名字还来不及知道，就饿死、冻死、病死、或陷进沼泽地里淹死了。

　　 因为极度缺粮，连铺垫着睡觉的生羊皮，遮雨挡雪的生牛皮、斗笠、裤腰带，都烧烤着或用锅煮着吃掉了。为了留给我们后卫部队充饥，前面走的战友都生吞豆子，我们后面跟的就把雨水冲干净的粪豆子煮熟再吃。我们的物质条件就更差了，体力也更弱了。草地上能吃的野菜只有灰苋菜。这里本来没有灰苋菜，是藏民放牦牛时，牦牛在别处吃了灰苋菜，菜子没有消化，拉出来后生长的，所以数量也很少。有时走前卫的部队吃野菜，走后卫的部队就只能挖野菜根吃。部队带的干粮很少，没病的同志都把自己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匀分让给伤病的同志吃，可一些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都拒绝其他战友支援的吃的，说：“我吃了你的粮食，我出不去你也出不去”，宁愿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。

　　 贺老总、关政委根据中央要求，四方面军成立过草地收容队，任命张汉宾同志为收容队队长，我为副队长，任务是收容掉队的同志。贺老总对我们说，“红军每一战士都是革命的种子，都是革命队伍的宝贵财富，你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将掉队走失的同志找回来。”记得当时贺老总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头说：“娃娃队长，加油哟！”

　　 大家各自赶回自己单位交代完工作没多久，大部队就向草地开拔了。我们收容队没有马上走，而是尽可能收集绳子（救落水的战士），棍子（给伤员做拐杖），赶紧编脚榻（一种宽面的鞋框子，绑在脚上不容易陷进沼泽里）。大约是下午光景，我们也开始过草地了。

　　 我们沿着狭窄的前面同志踩出的“小路”前行，就已经看到路两边很多战友的尸体，有的身上盖着草，有的身上只有点树枝，都是因为缺粮和极度疲劳牺牲的同志。当时我们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军服颜色不同，他们的深蓝一些。因为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受张国焘错误路线伤害是二次过草地，更辛苦和劳累些，病倒牺牲的也多一些。

　　 第一天晚上清点人数，我们就找到30多掉队的战友，救治了有十几人。从第二天晚上起，我们就有些不堪重负了，我们个子本来就小，有几个小收容队员自己也病倒了，大家强挺着病痛轮流抬背着伤病员。

　　 过草地第五天让我遇见一桩至今难忘的事。湖南兵解伢子因得虐疾发高烧，每天靠班里战友们轮流背扶着走，渐渐病得皮包骨头不成人样了。在路过一片沼泽地时，突然发现沼泽地中有一个已淹到脖子的四方面军战士在泥里挣扎，大家马上甩绳子救这个战友。解伢子看见救人的绳子不够长，急得一面把背他的战友推去救人，一面把自己绑在身上的裤带子解下来叫战友们接在其他绳子上，甩去救人。当他看到泥里战友已拉住绳子，但几个救人的战友已经筋疲力尽时，解伢子奋不顾身地冲向战友，要去帮忙拉绳子。可惜这时的他已力不从心了。只见他一头栽进泥里，瞬间淹到了脖子。他留下了最后一句话：“别管我，救四军的战友。”大家哭喊了好一阵子。

　　 饥饿、寒冷，加上缺医少药，伤病员有增无减，每天掉队的有近百人。在我们的努力下其中大多数都跟上了队伍。晚上露宿时，掉队的同志只能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，一推一摸，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，他们就以这样的“睡姿”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，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，多达几十人。

　　 第七天我们红二方面军主力走过了草地。而我们收容队因找掉队的人和抬伤病员，第八天才走出来。我感到这八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。 在远非人类所能够忍受的条件下，我们这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，终于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翻过了雪山，走出了草地，走完了长征，走向了胜利。

　　 特别感谢张斌老人的亲属、《征程——老红军张斌回忆》一书全体编辑人员以及市关工委为本此报道提供的大力协助。

　　 【老骥伏枥】

　　 讲好长征故事 汲取红色力量

　　 如今已98岁高龄的张斌老人，精神矍铄、思维敏捷。自1979年离休后，他一直积极关心下一代，先后担任了珠海市十几所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。他经常走到同学们中间去，讲军史、党史，特别是红军长征史，讲祖国的发展和未来。

　　 他当时年纪很小，也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，但能坚持走完二万五千里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，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，靠的是什么？他说，“伟大的事业是由崇高的精神去支持的。”“‘岩洞草棚是我房，青枝绿叶是我床，红薯葛根是我粮。紧紧跟着共产党，头断血流不投降！’这首当时部队的歌谣，就是我的经历和信念！”

　　 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为响应党中央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号召，2005年，珠海市关工委组织老同志正式组建市关工委讲师团。原本在家安享晚年的张斌老人，知道这一消息后兴奋不已，不仅自己带头参加讲师团，还带领其他老同志一同报名。

　　 张老在讲师团中被大家尊称为“大哥”，不仅仅因为其最为年长，更因为他在讲师团活动中事事带头。10多年来，他老当益壮，活跃在特区城乡，奔走于校园内外，累计讲课座谈30多场，听讲者上万人次。他用十几岁就参加长征的传奇经历，宣传红军长征精神，为青少年指导人生道路。伟大的长征精神，在张老的讲述下，一次次走进全市各中小学，幻化为青少年心田中的甘霖雨露。